苏联政治段子合集（俄罗斯笑话中国段子从一个苏联笑话谈中国古代政治兴衰)

苏联笑话，很多人都看过，据说是当年美国人搞出来的政治谣言。有人说，苏联笑话堪称人类文化遗产，因为这些谣言，幽默中闪烁着真理的光芒，让人在笑中深思。我一向旗帜鲜明反对造谣和传播谣言，但这毕竟是针对苏修的，只要心态放平，用来反省打磨自身，还算有点用处。今天就用一则苏联笑话，对照反省中国古代政治制度。五十年代的时候，苏联企业代表团去美国福特汽车参观，便问了美国人:“福特工厂是谁的?”美国人说:“是福特先生的。”苏联人又问:“门口停的这些汽车是谁的?”美国人说:“是工人们的。”第二年，美国代表团去了苏联利哈乔夫汽车厂，美国人问苏联人:“这家汽车工厂是谁的?”苏联人说:“属于苏联全体人民的。接着美国人又问:“那门口停的这些汽车又是谁的?”苏联人回答说:“是书记、厂长以及其他领导的。”一、笑话浅析这则苏联笑话主要说的是所有者、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和矛盾。苏联利哈乔夫汽车厂，所有者是苏联全体人民，管理者是书记、厂长和其他领导，被管理者是工人。最后的结果是，所有者虚无缥缈，管理者享受了利益，被管理者一无所获。美国福特汽车厂，所有者是福特，管理者是福特，被管理者是工人。最后的结果是，福特当然赚了，但工人们能够买得起汽车。当然，细究起来，美国生产技术先进，苏联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，客观因素很多。但这些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结果，重要的是听众怎么想。反正传播苏联笑话的人，是不会体恤苏联建设不易的。二、中西方古代政治架构对比西方古代政治条件下，臣民是属于领主的，小领主从属于大领主，大领主从属于更大的领主，直至国王。根据最高大领主的级别，有的国家叫“公国”，有的叫“大公国”，有的叫“王国”，有的叫“帝国”。

在这样的国家，每位领主都是领地的所有者和管理者，管理着自己的臣民和直属封臣。据报道，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在英国威尔士地区卡马森郡马德法伊村花100万英镑购买了当地一处庄园，作为他和卡米拉的度假别墅。然而，按照威尔士地区一项有170多年历史的古老法令，作为“庄园主”，查尔斯将从此拥有马德法伊村里所有新娘的“初夜权”。

到了近代，有工厂的“领主”打败了有城堡的领主，两帮人如何妥协，如何分配权力，这都难不倒人类（法国人除外，他们自己杀来杀去，还赞之为波澜壮阔，革命彻底）。西方的社会管理体系变成了这样：国家-资产所有者-被管理者。

由于资本的扩张十分迅速，在所有者和被管理者之间加了一个层级，即：国家-资产所有者-职业管理者-被管理者。在管理学的帮助下，每一个层级都能对下一层级进行很好的控制。

幕后大佬的间接控制资本家既是国家的主人，又接受国家的管理，通过内部协调和接受民意，调整管理国家的政策，所以美国人能出台《反垄断法》这类限制资本的法律。幕后大佬们懂得妥协，是美国人的幸运，用中国古代的话说，叫相忍为国。

我们中国是怎么玩的呢？我们的先人太聪明，以至于法家过早的诞生，在管理学还不成熟的年代，很幸运地得到了施政的机会，于是天下从封建制改为了郡县制。然后法家严苛，搞坏了名声，倒台了。道家搞自由经济，休养生息，然后也倒台了。

这两家思想如果诞生在近代欧洲，都可以产生合格的政党此后儒家上马，在董仲舒一番“天人感应”、“三纲五常”的理论创新下，中国的古代政治结构稳定地成为“天子-官吏-士农工商”。天子是国家所有者，又有最高管理权，官吏是管理者，士农工商是被管理者。

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这个体系的问题是，天子作为大国唯一所有者，太高，容易被架空；在缺乏现代管理科学加持的情况下，公权私用成为常态。

即使是岳武穆，也承认武官爱钱不影响天下太平这套体系从汉代开始就暴露问题。西方的领主，他们的领地界限是固定的。想要扩大领地，要么依靠上级领主的封赏，要么联姻继承，要么就是武力夺取。中国的官吏，理论上他们不具备国家的所有权，只能让家族成为延续自己及子孙富贵的储能器。所以公权私用成为常态，将原本国家的利益划拨到自己家族。

进击的弘农杨氏汉代，知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，官位相对较多，所以大的世家可以世代为官。最后大世家们跨州连郡，隐匿户口，所谓“气运之子”刘秀都不得不妥协（见“度田事件”，也有说刘秀度田成功的，不过东汉还是很快被世家豪族侵蚀）。甚至有说法，黄巾闹大是世家们对抗党锢之祸，故意放纵的。

忠臣孝子不能造反，放狗出来造反，皇帝退让之后，他们再打狗“九品中正制”到“科举制”的转变，是知识扩散后，庶族地主们对士族斗争取得的成果。但这只是地主之间的斗争，跟黔首们无关。

庶族地主哀叹“以彼径寸茎，荫此百尺条”，大宋大明的“百尺条”们也不见得高明，司马光对西夏的退让，堪称神经病。三、古代中国政治体系下，皇帝的挣扎与制衡皇帝是如何与官员、世家们争斗，遏制官员的呢？一是宦官。皇帝要讲祖训，讲圣人言，宦官不用。理论上，宦官只是皇帝的家奴。（虽然神策军的公公们不这样想）

二是外戚。内亲容易夺位，外戚忠诚度相对较高（也有很多造反的，比如王莽、杨坚等）。

契丹乱七八糟的各种“萧”们，对耶律家忠诚到最后三是勋贵。勋贵“与国同休”，兴衰荣辱与国家绑定，理论上应该忠于国家。

四是史书与祭祀。“《春秋》，吾夫子之刑书也”、“请君暂上凌烟阁，若个书生万户侯”，忠臣写入忠臣传，奸佞写入奸佞传，可以警示官员，注意职业操守和身后名声。

得了天下后，就开始批评帮它们得天下的贰臣了然而上千年的斗争下来，文官在应对制衡方面有了太多经验，以上这些制衡在东林党面前全都白费。阉竖没人权，市民打死勿论。外戚和勋贵，养废了的蛀虫。史书书写权早已给了文官。

记得读书时，至少有三篇正面宣传东林党的文章《五人墓碑记》、《东林书院》、《梅花岭记》。语文教科书的问题，其实由来已久。

阉竖的可恶，几百年后的香港编剧们都不忘给大家洗脑，可见文官多么擅长写历史。四、结论1.在管理科学不发达的古代，大规模启用文官这类职业经理人，却难以应对经理人与所有者之间的矛盾，是中国古代政治连续衰败的重要原因。 如何应对管理层反噬，今天也还是个难题2.让笔杆子抱团，成为一个文官整体，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重大失误，也是荐举征辟制、九品中正制、科举制都没能解决的问题。 不要说文官内部也有斗争。在文官集团的齐心推动下，明初士人免徭役，中期被扭曲成了免税。论挖国家墙角，谁出其右。3.在科举学霸面前，用水平不稳定的外戚、宦官等做制衡，存在重大风险。 无谋何进作三公4.自己把制衡手段废除，上台搞残宦官的崇祯，更是人蠢无药医。 个人的小天真，国家民族的大悲剧